图像来源，Reuters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妻子西莉亚·弗洛雷斯目前被拘押在纽约。
任何竞争者或潜在威胁，尤其是中国，都必须远离拉丁美洲。中国在当地已投下的巨额投资，变得前景不明。
“唐罗主义”甚至把美国所称的“后院”一路向北延伸至格陵兰。
1823年门罗的优美手写文件，在2026年的等价物，是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张照片：特朗普皱着眉、神情阴郁。配字写着：“这里是我们的半球——特朗普总统不会允许我们的安全受到威胁。”
这意味着美国将动用军事与经济力量施压任何越界的国家与领导人——必要时甚至夺取其资源。正如特朗普警告另一个可能目标、哥伦比亚总统那样——他们最好小心点（watch their ass）。
美国盯上格陵兰，不仅因为它在北极的战略位置，也因为那里蕴藏着因气候变化融冰而愈来愈容易开采的丰富矿产。来自格陵兰的稀土、以及来自委内瑞拉的重质原油，均被美国视为战略资产。
与其他干预主义色彩的美国总统不同，特朗普没有以国际法或推动民主这类合法性——即使是站不住脚的——来包装自己的行动。他唯一需要的合法性来自他对自身意志力量的信念，加上赤裸裸的美国实力。
从“门罗”到“唐罗”，外交政策的原则对美国总统至关重要——它们塑造他们的行动与历史定位。
今年7月，美国将庆祝建国250周年。1796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宣布不寻求第三任期，并发表了一篇至今仍具回响的告别演说。
他表示，战时可能需要临时盟友，但美国应避免与外国建立永久同盟——这开创了“孤立主义”的传统。
在国内，他警告人民要提防极端党派之争。他说，分裂是对这个年轻共和国的危险。
参议院每年都会公开重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然而这仪式并未能穿透当今美国极端党派化、两极分化的政治现实。
华盛顿对“纠缠盟约”的警告，在往后150年间一直被遵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撤出欧洲，回到孤立主义。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让美国成为全球大国。这正是另一项与欧洲生活密切相关的原则所诞生的背景——直到特朗普出现。
到1947年，美苏冷战已急速升温。战后破产的英国告诉美国，它已无力资助希腊政府对抗共产势力。
时任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随即承诺，美国将支持——用他的话说——“所有抵抗武装少数或外来压力征服企图的自由人民”。他的意思是：抵抗苏联威胁或本土共产主义者。
那就是“杜鲁门主义”，它促成了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并在1949年形成北约（NATO）。像杜鲁门和倡议遏制苏联的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这类大西洋主义者相信，这些承诺符合美国利益。
杜鲁门主义可直接连结到拜登决定资助乌克兰的战争努力。
某种程度上，杜鲁门主义塑造了欧洲与美国的关系，而特朗普正在拆毁它们。这是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转折。杜鲁门无视华盛顿对永久盟约的警告。
如今，特朗普在切断杜鲁门的遗产。如果他真的实现取走丹麦主权领土格陵兰的威胁，那可能彻底摧毁内涵所余无几的跨大西洋同盟。
本周稍早，特朗普的重要顾问、“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意识形态代表人物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在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如此总结：世界的运作是“由力量管治，由武力管治，由权力管治⋯⋯这些是自古以来的铁律”。
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会否认力量与权力的必要性。但从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杜鲁门一路到特朗普之前的所有人，白宫的领导者们都相信，强大最好的方式是领导一个联盟，这意味着必须有付出与交换。
他们支持新成立的联合国，支持制定规范国家行为的国际规则。当然，美国多次无视甚至违反国际法，极大地削弱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理念。
但特朗普之前的总统没有试图彻底扫除国际体系需要规范这个观念——尽管这些规范不完美、也常常难以落实。
原因很简单：20世纪上半叶“弱肉强食”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两场世界大战、数百万人死亡。
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义，加上他商人式的并购心态与交易思维，让他相信美国盟友必须为获得他的“青睐”付费。“友谊”似乎是太重的词。根据他狭隘定义的美国利益，美国必须靠单独行动维持“老大”地位。
特朗普经常改变主意。但一项始终如一的信念似乎是：美国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其权力。他说，这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方法。
风险在于，如果特朗普坚持这条路，他可能会把世界推回100多年前的帝国时代——一个大国靠势力范围施压、强权领袖把民族带向灾难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