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恐袭25年后，纽约的“归零”与重生

9·11事件发生前三天，我招待一位外地来的朋友，她想从高处俯瞰纽约。我提议去世贸中心北塔107层的“世界之窗”餐厅喝一杯。我们迟到了一分钟，没赶上最后一班电梯。

“下次吧,”我记得当时这样对她说。当然，不会有下次了。

在一个城市生活多年，会沉淀出一种私人记忆的考古层。一个街角、一家酒吧、一栋办公楼、一个游乐场、一处曾经钟爱的餐厅或书店的旧址——每一处都唤起一段被掩埋的生活，每一处都有各自的境遇、人际关联和情感色调。

1998年，我入职《华尔街日报》，当时报社办公室就和世贸中心隔一条街。我每天在科特兰街站下地铁；健身房在双塔之间万豪酒店的顶层。那年夏天，我在南塔阳光明亮的大堂的邮差服务点把硕士论文打印稿连夜寄往伦敦，我对自己说：“学业永远结束了。”

偶尔我也会想到再次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比如拉姆齐·优素福1993年策划的地下爆炸案。但我从未设想过喷气式客机撞入大楼、行凶者与受害者一同被烈焰吞噬的场景。

事发当天，我正在耶路撒冷为《华尔街日报》做报道。我在电视上看着双塔倒塌，心想同事中会有谁遇难。（奇迹般地，无人遇难——尽管有几人和死神擦肩而过，而且他们还完成了另一项奇迹——第二天照常出版报纸，并因此获得普利策奖。）那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几次感到强烈的祈祷冲动的时刻。在西墙，我在《诗篇》中读到了这段经文：

求求你，移步来这无沿的废墟，看敌寇施暴，圣所的惨状：你的仇人在会幕里咆哮，悬他们的旗帜与图符。

此后不久，我因一份新工作移居以色列。三年后回到纽约时，我已经有了家庭，办公室正对着那个被称作“归零地”的巨坑。很长一段时间，坑内似乎毫无动静，即便有，也如冰川般缓慢。在我看来，这象征着9·11之后全国性的瘫痪，“证明着，”我在2009年一篇心酸的专栏中写道，“一个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却什么事都办不成的社会。”

我错了。

归零地或许确实一直困于法律僵局——并且覆盖着比此前公开承认的更多的有毒粉尘。但它周围的社区正焕发生机，这得益于公民精神、政府补贴与资本主义创造力的共同作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00年至2026年间，下城公寓数量增至原来的将近三倍，从1.3万套增加到3.7万套。炮台公园城——旧塔正西边的社区——成了有幼童家庭的绿洲，我们家三个孩子也在其中。在那里生活的16年里，我从未为孩子们的安全担心过。

只有一次例外。2017年万圣节，我们的两个孩子还在外面，我听到一声撞击和可能是枪响的声音，接着警笛声一辆接一辆。12岁的儿子回到家告诉我们，他看到一辆卡车撞毁在我们这条街的拐角，挡风玻璃上有血迹。一个名叫赛义富洛·赛波夫的乌兹别克斯坦男子驾驶一辆租来的家得宝卡车沿哈德逊河自行车道冲撞，导致八人死亡，多人受伤。

特朗普总统借此事抨击移民——以及查克·舒默。但我记得的是邻居们冷静而明智的应对，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移民，他们给刚放学的第89公立学校学生提供了藏身地。那是美国最美好的一面。那天晚上，孩子们照常挨家挨户讨糖果。

而归零地也的确复苏了。周一，又一位老朋友来到纽约，我们一起参观了那里。9月初的天气完美，一如25年前。成千上万的人——有本地人也有游客——在我们周围的景点购物、闲聊、驻足张望。

我们参观了圣尼古拉圣堂，这座令人惊叹的建筑取代了原先坐落在雪松街近旁那座朴素的希腊东正教小教堂。我们走过橡树荫下的广场，广场环抱着纪念水池，池边刻着遇难者的名字。我们下到巨大的地下商场，它的结构像一只巨大的恐龙的肋骨骨架——这绝对是一个赞美，从某个角度仰头望去，可以看到环绕遗址的最高塔楼顶端尖顶。我们俩都记得旧世贸中心的广场，那样冷峻而缺乏生气。如今的一切好太多了：引人沉思却不阴郁；气势庄重却不拒人千里；给人庇护却不封闭。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城市公共成就。

2001年9月11日，死亡的力量造访曼哈顿下城，造成了可怕而无法弥补的代价。25年过去，已然清晰的是——尤其对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个日子前后两个时代的人来说——生命的力量被证明远为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