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沉重的遗产: 昔日的红卫兵：苦涩、悔恨、道歉---"我们被愚弄了"
从1966年毛泽东开始倡导文化大革命，到2026年的今天，60年过去后，法国是如何看待当年发生在中国、对世界产生影响的这个故事呢？在本期法国世界报专栏节目中，我们继续随着该报特辑的脚步，回溯这段过往。
9月10日出刊的法国世界报大篇幅刊登了“毛泽东，沉重的遗产”系列专题的第三篇。这一次的标题为“中国昔日的红卫兵：苦涩、悔恨、不时夹杂着道歉-‘我们被愚弄了’”。当中指出，毛泽东1966年为了重拾开始动摇的合法性，扭转其在党内的边缘化，尤其是改变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给全中国带来的影响，开始倡导文化大革命。青年，是这位中国共产党主席的依靠。这些青年在领袖的号召下，在这场席卷一切的暴力中，镇压一切反对力量。60年后，这些青年当中的一切人，表达了当时自己被操控的感觉。
世界报对当年的一些青年做了采访。今年73岁的丁学良如今是香港科技大学的荣休教授。他在香港一家咖啡馆里对世界报说，他出身于贫困家庭，祖父、父亲和他本人都曾在人生某个阶段以乞讨为生。1966年，丁学良是其所在地区最年轻的一批。还不到13岁的他，突然受到提拔，一跃成为安徽省宣城市激进派别的宣传口负责人。距离文革开始过了一个甲子，距离毛泽东去世也有半个世纪。丁学良感慨说，事后他才意识到，“我们这些红卫兵，被愚弄了”。他们的天真被利用，服务于领袖的权力欲望。毛泽东向青年们说，巴黎公社失败了，俄国革命也走向了修正主义。种种尝试都失败了，那么高举红色旗帜的责任，就落到了中国的肩上。那么这次，敌人由谁来扮演呢？毛泽东指向了内部盘踞着的资产阶级。他向中国的青年们发出“炮打司令部”、“造反有理”等口号。毛泽东的讲话，让从小就受到意识形态灌输的年轻人振奋了。
丁学良是在南京这座大城市第一次了解了“红卫兵”，接触到了“点火队”。他开始学习如何写传单和大字报，如何揭发反革命分子，包括他的老师们。丁学良今年6月出版了他的中文回忆录。当中表示，他曾是宣传和地方报纸负责人，并未直接参与施暴。不过他说，他清晰地记得受迫害者脖子上挂着的耻辱牌，以及可以调整的刑罚方式：牌子可以刻意选得很重，让人无法承受，或者用细铁丝悬挂起来，让铁丝插入脖子后方。
不久后，宣城的两个主要派别开始进行斗争，分别是“红总部”和更加激进的派别，名为“造反指挥部”。丁学良加入的是“造反指挥部”，该组织认为，“红总部”代表的，正是毛泽东所谴责的共产主义保守主义。两派的斗争已不局限于贴大字报和揭发，枪支，也从军营里，设法被夺取了出来，有人被打死。
回顾往事，丁学良认为，这场“新的革命”发生时，中国既没有遭到外部侵犯，也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最终，这场所谓的革命什么都没有实现，反而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意识到这一点后，他选择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和政治社会学。
世界报还在本期内容里讲述了其他人的故事，以及近十多年来出现的回忆浪潮：2013年6月，一名叫刘伯勤的前红卫兵在“炎黄春秋”这一杂志上发表了一封道歉信。同一年，另一名前红卫兵张宏兵讲述了1970年举报母亲，导致母亲在两个月后被枪决的痛苦往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元老之一的儿子陈小鲁也讲述了他在1966年是如何在北京一所中学附近，让教师们带着纸糊的“驴帽”，如何让校长游街，如何殴打他们的。中学党支部书记华锦在学校储藏室被关了两周后自杀，一名副书记被殴打后，终身残疾。2014年，另一名前红卫兵宋彬彬也做了道歉，她所在的中学的红卫兵曾经用开水、带钉子的棍子虐待殴打校长卞仲耘，强迫卞仲耘洗厕所、喝下污水，最终导致卞仲耘的死亡。不过，也有赶上时间脚步的忏悔。
再往前数，1990年，前红卫兵余香珍和几名同学一道，联系上了曾被他们羞辱的老师张吉兰，张吉兰曾被学生们关在牛棚，被迫模仿狗的样子。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昔日的学生们带着张吉兰在北京郊区交友，送给她漂亮的羊毛披肩，向她道歉。张吉兰则认为，这不是学生们的错，她并不怨恨他们。重逢的两年后，张吉兰去世。
余香珍由于陆续在网上讲述文革经历，被政府提醒，不要在政治方面越界。如今她73岁了，退休后住在马来西亚。世界报在最后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确承认了一些文革时期的错误，但民众讨论文革期间最黑暗的过往，依旧不被允许。很少有人亲自道歉，人们更多归咎于当年的集体狂热。施害者，同时也是最深刻的意识形态灌输受害者。而施害者对面，受害者的沉默与臣服当中，没有一丝对领导人的崇拜，只有恐惧。